边区印刷事业的整体历史在事实上从属于中国印刷事业近代化发展的整体脉络，因此对边区印刷事业的认识和观察也要以中国印刷事业的近代化开端为起点和参照系，返回印刷近代化“在真理领域被永久确立起来之前”[1]的时刻重新体悟近代中国印刷事业的自我更新对边区印刷事业所产生的影响和意义。
1.1走向近代：近代中国印刷事业的自我更新
在当下对于中国印刷史的研究中，众多学者对于我国印刷术的起源时间莫衷一是，西汉（杨绳信 印志华）、东汉（李致忠）、魏晋南北朝（德拉克伯里、岛田翰、张树栋）、隋朝（胡应麟）、唐贞观（张秀民）等等时段都被认为有可能是中国印刷术之起源时间。抛开这些复杂晦涩的历史考据我们依然可以认为，我国的印刷术源远流长，具有上千年的发展历史。纵观上千年的中国传统印刷，“雕版印刷一直是传统印刷的核心……雕版印刷作为印刷术的核心技术,在两宋之后的元、明、清三朝,始终占据主导地位。”[2]虽然宋仁宗庆历年间，布衣毕昇发明了活字印刷术，可以被称为中国传统印刷史上的创举，但囿于环境所限并未得到重视，反而在西方，十五世纪中叶古登堡改良了活字版印刷术，至十七世纪使用拼音文字的国家近代印刷术基本都得到了普及，活字印刷成为了主流的印刷方式，并适配了相应的印刷机械，大大提升了印刷效率。按照中国印刷史研究的主流叙述，“西方的近代印刷术是以铅印活字为代表”[3]，“铅合金活字印刷是近代与古代雕印最主要区别。”[4]这一结论提示我们关注我国印刷事业近代化的核心在于“铅印”与“活字”，我国印刷事业正式围绕着“铅印——材料”与“活字——技术”展开了自我更新与进步。（技术的复古与循环）
目前对于我国印刷史的近代化考据一般认为铅印技术最初传入中国是在十六世纪的澳门，1950年耶稣会士在澳门使用欧洲铅活字印刷出版了《日本派赴罗马之使节》。此后出于商业、宗教和汉学研究的需求，欧洲各国竞相开始研究中文铅活字，技术不断成熟。随着技术的成熟，以传教士为代表的外国人在我国创办的印刷机构层出不穷，招募大量中国工人参与其中，这客观上培养了一批中国自己的印刷人才，中国民族印刷工业得以兴起和发展。我国民族印刷工业的发展可以分为官办和私营两个部分。官办而言，江南制造局、福州船政学堂、京师同文馆等官办机关都有印刷机构建立，并在不同程度上引入了西方近代化的印刷技术和设备。而由民族资本家和知识界兴办的私营印刷机构则分布更广，形式更为多样，是民族印刷事业的中坚力量。晚清时期，私人所属的印刷机构已经层出不穷，民国初年，新兴印刷业的发展则出现了一波高潮。以中华书局印刷厂为代表的一批印刷机构纷纷诞生，这些印刷机构规模更大，设备更为先进。除此之外，印刷教育和与印刷相关的期刊杂志业开始浮现，1936年出版的《中国印刷》、1935年出版的《中华印刷杂志》以及更具影响力的1937年创办1948年停刊的《艺文印刷月刊》都是其中的代表。抗日战争爆发以后，众多的印刷机构在不同程度上都收到了战争的波及，或破产，或迁移，或被侵占，我国的近代印刷事业收到了严重打击。边区根据地、沦陷区和国统区纷纷开启了不同路径的印刷事业建设。
值得一提的，我国近代印刷事业除了以铅活字印刷所代表的凸版印刷传入我国并获得极大发展之外，以石印、胶印为代表的平版印刷以及凹版、孔版印刷、誊写版油印等技术也不断传入，同时我国传统的雕版印刷也在一些领域发挥着独特的作用。正如曾任中央印刷厂厂长的万启盈在《中国近代印刷工业史》中总结的一般，中国近代印刷事业中石印大显身手，油印闯天下。本身中国近代印刷事业就具有多种元素混杂的相当的复杂性，边区的印刷事业也继承了相似的血统。
1.2时间和空间：边区历史沿革
根据《新华字典》的解释，所谓革命边区是指：“我国国内革命战争及抗日战争时期，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政权在几个省连接的边缘地带建立的根据地。”[5]本文所论述的承载中共印刷事业的空间就是这样一种特殊的行政区域。在真实的历史进程中，“苏区”、“解放区”等等不同历史时期的对于根据地的成为其实均与边区的概念类似，均可以别纳入本文的讨论的范围之内。同时，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战争和迁徙的原因，几乎每个相对固定边区的边界的划分都呈现出一种流动性的状态，边区与国统区、边区与沦陷区、边区与边区之间的相互倾轧与整合也十分常见。基于以上前提，本文对主要革命边区的建立过程梳理如下。
大革命失败之后，中共被迫从城市撤出，向农村地区进行转移，由此在1927年10月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进军井冈山，并于1928年建立起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同时，临近井冈山的湘赣革命根据地也随之开展建设。1928年6、7月间，赣南、闽西两块根据地也逐步建成，到1931年9月，两块革命根据地连成一片，中央革命根据地就此建成，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政府成立。第二次国民革命战争初期，农村革命根据地建设层出不穷，湘鄂赣革命根据地、闽浙赣革命根据地、湘鄂西革命根据地、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左右江革命根据地、川陕革命根据地、广东东江、海南岛革命根据地以及江苏海通革命根据地均纷纷建成。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红军被迫进行长征，最终到达陕甘苏区结束。抗日统一战线形成之后，国共合作共同抗日，八路军主要负责敌后打击牵制敌人，敌后抗日革命根据地也随之逐步建立起来。“到1940年，我已在华北、华中和华南三个大战略区的敌后开辟了十几块根据地。”[6]主要根据地及相关情况如下表：
最终，至“抗战胜利时，我解放区发展到十九个，即陕甘宁边区，晋绥区、晋察冀区。冀热辽区，晋冀豫区，冀鲁豫区，山东区，苏北区，苏中区、苏南区、淮北区、淮南区、皖中区，浙江区，广东区，琼崖区，鄂豫皖区，湘鄂赣区，河南区。共有人口一万万以上，占全国人口四分之一。”[7]本文讨论的问题便发生在1927-1948年间广阔分散又受到相当多限制的革命根据地之中，在这样特殊的时间和空间范围内，中共领导下的印刷事业建设发生着丰富的另类实践。
1.3因何而起：边区印刷事业的发展需求
中共的印刷实践滥觞于早期所领导的印刷工人运动，“印刷业作为中国职工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也有它非常光荣的斗争历史。”[8]对于印刷工人的组织和整合早在中国共产党建立之前就已经开始了。印刷工人作为中国近代化进程中出现的新鲜群体，具备一定的知识和技能，同时受到了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的压迫和剥削。工作时间长，工资制度不合理，管理层的腐败等是各地印刷工人所遭遇的普遍问题，《新青年》、《大公报》等知名杂志和报纸都曾刊登关于各地印刷工人劳动状况的调查并揭露了相关问题。中共早期革命家许多均曾深入印刷工人群体，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组织工人建立工会进行罢工以及相关斗争活动。由此引导了一部分印刷工人成为中共的跟随者和支持者，成为中共印刷事业开创的基础和人才力量，曾任延安中央印刷厂厂长的万启盈便属于此列。在土地革命时期，中共领导的印刷机构转入地下，进行秘密印刷活动。
“印刷工作是党的组织群众进行革命斗争和经济建设,对群众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以及普及科学文化知识的有力助手。”[9]在农村革命根据地不断建成，特别是第二次国共合作开始之后，印刷事业的建设越来越受到重视，成为根据地建设的重要内容。1940年12月25日，毛泽东亲自起草的《论政策》指出“每个根据地都要建设印刷厂，出版书报，组织发行和运输机关。”在革命边区发展属于中共自己的印刷事业，主要出于两个方面的需求和考量：一是传播，二是经济。
传播是根据地印刷事业建设的最直接目的。在复杂的革命斗争形势中，中共一直注重宣传工作的开展。刘少奇1941年在“江苏盐城中共中央华中局宣传部召开的一次会议上强调：‘对于印刷出版工作，我们一定要把它提到战略地位上来认识。’‘我们共产党人搞革命，一靠武装斗争，二靠宣传，就是毛主席说的有文武两个战线，而要宣传，首先要做好印刷出版工作。’”[10]在纸质媒体时代，由印刷事业产出的报刊、图书、宣传册等是最重要的宣传资料，起到了在一定区域内构筑和巩固统一战线的巨大作用。如今被认为是在虚拟的意识形态和互联网领域进行运作的宣传和传播工作，在当时根据地的情境之下，就是在一架架手动或自动的印刷机的齿轮和滚轴之间实实在在的摩擦之中被挤压出来的。
经济的发展和运作也是根据地印刷事业发展的重要考量维度。印刷事业的经济意义可以从两个层面上进行展开。
首先便是印刷事业作为一种轻工行业的经济意义。“轻工业和重工业之分，是按生产的性质来决定的。生产‘生活资料’的一般制造业，统称为轻工业。……属于轻工业部门的有如纺织、印刷……等。”[11]印刷在根据地除了是“虚拟”的传播工作的重要环节之外，还被指认为一种重要的轻工业行业。同时印刷行业被认为并在世纪经济运行过程中与其它工业行业发生着密切的联系。印刷纸、油墨以及相关机械缑恋者整个工业体系中的化工行业以及机械行业，人民日报1946年5月17日第2版刊载的一篇名为《建设边区新工业，化学工厂即将开工》的文章中明确指出，发展化学工厂的目的之一便是开展机器制造印刷纸的实验。除此之外，印刷行业作为一个工业门类，其所缴纳营业税也为边区政府财政做出了贡献。
其次，印钞工作的开展和推行为稳定边区货币制度，促进边区经济发展也起到了重要意义。事实上，许多印刷厂的建设最初正是出于印刷钞票的需求而并非印刷宣传品和图书的目的。延安中央印刷厂的前身便为陕北省苏维埃政府财政部金属币制造厂，之后改名为改名为陕北省苏维埃财政部印刷所。中共中央进驻瓦窑堡之后印刷所又改名为西北办事处财政部国家银行印刷所。“这时，印刷所的主要任务是印制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西北分行的钞票。”[12]晋察冀边区的晋察冀边区印刷局也曾将印钞作为作为自身的主要印刷任务。《晋察冀边区印刷局局歌》中描绘了印钞与印刷图书、报刊等一同开展的场景：
“纸片在飞，机器在雷鸣。装订成功，堆起印刷品，美丽钞票在流通，文教材料在飞行。晋察冀的土地大，晋察冀的烽火紧，世界燃起了烽火，人类正在争取新生，同志们、战友们，爱护工作的神圣……”[13]
稳定的货币供应为边区的经济稳定提供了保障。同时，根据地反假钞运动也在不断进行之中。人民日报1948年3月20日第1版刊载文章《豫北边沿区发现假冀钞》，文章中记载，国民党军队在安阳城内设置印刷厂印制假冀钞企图解决自身物资问题，破坏解放区金融秩序。推行假钞的手段主要有以下三种：“（一）利用奸商混入解放区以高价换取物资，并以两万假冀钞买我真钞二千元。（二）利用边沿区穷农民到我山庄窝铺与偏僻小村，以高价买物，欺骗不识真假的农民。（三）给士兵发下，让士兵利用关系推销。”[14]由此可见钞票印刷工作时根据地印刷事业发展的重要动力。
1.4因地制宜：边区印刷事业的性质和相关特点
出于传播和经济的考量，各革命边区开始了各自印刷事业的建设和实践。不同于国统区的商业繁荣、物资充足，边区的印刷事业只能在官方主导下在满足有限的重点需求、因陋就简的基础上铺展开来。总体而言，边区印刷事业在特定时空条件下主要为边区发展服务，具有较强的政治取向，在这样的价值导向下在不同环节上体现出了不同的特征。
首先，在印刷技术方式上，边区的印刷事业呈现出了多种印刷方式混杂并逐渐改进的特征。在边区刚刚建立之初，印刷基本上主要依靠誊写油印，而在“抗日根据地逐步巩固、扩大之后，为适应客观需要，根据地的多数报纸就从油印报发展为铅印报，当在当时敌后条件下，要创办铅印报，也是经历过许多困难的。”[15]苏中根据地“报刊的印刷方式并不统一。石印、油印、铅印者都有，甚至有以手抄方式传播的报刊。”[16]在川陕根据地，誊写油印、石印、雕版印刷、活字排版印刷等印刷方式同样并存，其中誊写油印是最主要的印刷方式。在鄂豫边区，“边区最主要的报纸边区党委的喉舌《七七报》和五师的机关报《挺进报》等都是油印的。”[17]直到1940年夏，鄂豫边区才取得了第一步铅印机，而在边区普及铅印技术之后，油印也没有被完全放弃，依旧活跃在边区的印刷事业之中。作为中央政府所在地的陕甘宁边区，在党中央刚刚到达陕北之时也只成立了一个规模很小的石印所。“石印印刷无力担负书报和文件宣传品的印刷任务,宣传品还是靠誊写油印。”[18]陕甘宁边区许多重要报刊如《红色中华》、《边区群众报》以油印发行，“毛泽东的名著《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和《唯物辩证法讲授提纲》(即《实践论》、《矛盾论》的初稿本), 也是先以油印本流行的。”[19]随着根据地建设的不断深入，陕甘宁边区石印、铅印技术也不断发展，产量和质量均不断提升。由此可见，在革命边区，油印誊写的印刷方式在印刷事业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同时大部分边区印刷技术均经历了由油印到石印最后到铅印的发展。在印刷技术的不断演变过程中，技术工人和群众科学的路线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这一点将在后文进行详细论述。
其次，在印刷品方面，边区的印刷事业产出的成果主要可以被分为宣传品、生活印刷用品和钞票三部分。在陕甘宁边区，“当时边区和中央系统所有的报刊书籍、文件资料、地图、月历、表册以及钞票等各种证券的印制任务,都一揽子包在中央印刷厂。”[20]根据曾任中央印刷厂厂长的万启盈以及几十位老同志的回忆，中央印刷厂当时承印之材料可以被“分为报纸、杂志、政治理论书籍、政策文件以及内部学习文件、文学艺术传记、医药卫生书籍、课本、地图日历月历、各种证券、表格商标等十类。”[21]在较为稳定的陕甘宁边区，作为重要印刷基地的中央印刷厂印刷物品种类较为丰富，而在其他斗争形势复杂的革命边区，所属印刷厂的印刷物品则更加集中。苏中根据地相当部分的印刷机构依附报社而存在，主要从事报纸宣传品的印刷工作，且在不断的斗争中进行迁移。在相对稳定的条件下，这些印刷机构“也承担其他的印刷任务，1942 年，石印的《湖东报》社就印刷了大量画报、宣传画”[22]，主要还是起到宣传作用。在川陕根据地，印刷机构除了印刷宣传所需要的报刊和册页之外，还积极从事钞票印刷工作。1933年，在知识分子和印刷工人的努力下，双色彩印纸币在川陕根据地印制成功，纸币取代之前生产的布币得到大规模推广。
第三，不同于国统区的稳定性，边区的印刷机构具有流动性的特征。由于边区空间范围的变动以及战争的需求，相当一部分边区的印刷机构缺乏稳定印刷生产的环境和条件。相当多的边区印刷厂( 所) 都是在流动中不断重建、组合成长起来的，并在不断的流动中发挥自身的能动性，进行了相当多的发明创造。不少印刷工人发明便携式的印刷机械，还有一些地区将印刷场所建立在水上，因地制宜地开展印刷工作，保障宣传动员工作的顺利进行。
在边区特定时空下发展起来的印刷事业依照自身独特的逻辑进行自我发展和更新，对边区的传播事业产生了基础性的影响。
ref="">第二章 边区印刷事业发展的阻碍
建立在制版和印刷两个关节环节基础之上的近代印刷技术由西方传教士传入中国之后，以木刻雕版为核心的传统印刷术便逐渐走向幕后，中国近代印刷事业以西方近代印刷术为基础形成了自身的形制。西方近代印刷术所需求的机械、造纸、油墨等物质基础以及工业化印刷产业所要求的稳定生产条件与边区的物资匮乏与局势动荡便形成了鲜明的冲突与矛盾。
2.1近代印刷事业发展的物质基础：机械、油墨与纸张
印刷机械是近代印刷事业建设的头等物质基础，《谷腾堡在上海：中国印刷资本业的发展（1876-1893）》一书的作者芮哲非将近代印刷术分为“制版”与“印刷”两个部分，制版区分着不同的印刷方式和技术，印刷则是与印刷机械紧密相连，机械是将技术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印刷品的跳板。“机械制造业对于中国的印刷资本主义发展而言至关重要。”[23]（The manufacture of machinery was essential to the development of print capitalism in China.）随着平版、凸版、凹版印刷技术传入中国，与不同技术应用相关的印刷机械也传入中国。处于落后偏远地区的在日后属于中共领导下的诸多革命边区自然不是近代印刷技术和机械传入中国的主要发生地，上海则在这一过程中独领风骚。“在1700—1931 年间，有19种西方印刷方式传入中国；上海在西方印刷技术传入中国的过程中处于中心地位，因为在19 种传入中国的西方凸版、平板和凹版印刷术中，有13 种首先出现在上海，7 种由商务印书馆首次使用。有记录的21 种印刷机械（平转、滚筒、轮转印刷机和石印机），有15 种最先在上海投入使用， 6 种由商务印书馆首次使用。”[24]有了近代印刷机械的传入，中国近代印刷事业也就拥有了起步的基础。有了印刷机械的购买以及自我制造，中国的近代印刷业才得以在民族资本主义工业的维度上进行展开。而在这一过程中，上海依旧是引领潮流的弄潮儿。“上海的平版印刷商是中国最早大量购买国外印刷机械建立印刷机构并广泛劝说客户不要执迷于木刻雕版印刷的一批中国人。”[25]（Shanghai’s lithographic printer-publishers were the first Chinese to buy significant quantities of foreign printing machinery, to set up printing plants, and to seek out a broad-based clientele willing to turn away from wood-blocked editions.）石印术使得中国的印刷行业从手工雕版向机器印刷跨越。印刷机械高昂的价格以及紧张的国际关系局势激发了民族工业者发展民族印刷机械制造业的动力。1895前后，从事印刷机械修理工作的中国技师在掌握了相关印刷机械修理技术的同时，逐渐掌握了印刷机的仿制技术。一批“工头资本家”建立起制造印刷机械的厂房，“上海成了中国仿制西方各式主要印刷机器的中心。”[26] “在1900 年至20 世纪50 年代期间，15 种中国制造的印刷机中，有14 种是上海第一个制造的。”[27]在边区各大印刷厂相关工作人员的回忆录中，我们时常可以看到前往上海购买印刷机械和相关印刷物资的记述。
除了印刷机械之外，纸张和油墨同样也是印刷工作开展所必备的物质资料。机械印刷的纸张和油墨需要具备相当的机械适应特性，适合工业化标准化的印刷生产。以油墨为例，“雕版印刷的墨水不适合金属字钉。画家做油画的底彩是油墨，在此基础上加上亚麻油和灯烟，就做成了印刷油墨。”[28]同时，纸张制造和油墨制造背后勾连着的是化工行业的建设和发展。化工行业的整体水平也关系着印刷行业的整体质量。
总而言之，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印刷机械、纸张还是油墨，它们都属于近代工业行业的分支，属于工厂化的机械大规模生产模式的一部分。这样的生产模式得以开展的默认前提是有着稳定的生产环境，这些环境包括稳定的厂房、充足的生产资料的供应、安全的外部环境以及较为完整的工业体系等，这些条件共同构成一个稳定状态，稳定是近代印刷行业这样一个近代工业行业所要求的核心条件。
2.2边区物质状况
近代印刷事业建立的核心要求在于稳定，而中共领导下的革命边区则充满了各种各样的不确定因素。孱弱的工业基础、封锁造成的物资匮乏以及经常性的战争都是要求稳定的近代印刷事业发展的不利因素。
中共领导下的革命边区大多处于国统区与沦陷区的夹缝之中，抗日战争时期广袤的农村地区经济发展落后，工业基础薄弱，生产能力低下，资源匮乏，大量印刷所需物质资料如印刷机械、纸张等只能依靠向外购买获得。以陕甘宁边区为例，抗战前“边区经济落后的另一个表现是缺乏近代工业，只是在一些城镇有少数的小手工业和家庭副业。人民生活极其简单，所需之工业品如锅、盆、碗、瓢都要靠外地输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29]直至1941年陕甘宁边区政府才提出工业品自给的号召，“并把工作重点放在发展食盐产销，提高石油和纸张生产、广泛发展纺织等方面”，[30]提出“在纸张方面，要求各纸厂在一年内生产对开印刷纸85000刀，证券纸12000刀。”[31]即便如此，边区工业建设依旧十分缓慢，工业品的制造和供给依然很难满足实际使用需求，工业发展仍以手工业和轻工业为主。
其次，除了边区工业基础薄弱导致印刷所需物质资料无法自给之外，国统区以及沦陷区对革命边区的经济封锁也是边区印刷事业无法保持稳定的重要因素。仍然以陕甘宁边区为例，当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时，“1939年冬至1940年春，国民党……用武力占领了陕甘宁边区南部的五座县城及大片土地，并以大军包围陕甘宁边区，对边区实行经济封锁。”[32]经济封锁使得边区原本便匮乏的印刷物质资料更加捉襟见肘，“边区遭到封锁后，外纸很难进入，使边区出现了纸荒。”[33]印刷资料和油墨等生产资料同样难以保证稳定供应。
第三，不断的武力冲突使得印刷场所和设备不断迁徙和流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企图通过对解放区反复的扫荡、建设“无人区”来稳固其占领区域的统治，摧毁解放区军民的生存条件，不断的武力冲突便成为了边区生活的常态。“据统计，1941年日本集中在华兵力的75％(1942年为63％)和全部伪军，疯狂进攻八路军。仅1941年和1942年中，日军对华北解放区的‘扫荡’，每次使用兵力在1000人以上的就有174次之多，使用总兵力达83万人，比前两年增加一倍。”[34]为了应对战争和日军的扫荡，根据地的印刷机构不得不开展流动性的作业，在艰难的条件下开展印刷工作。
2.3小结
近代印刷事业作为工业行业，其建设和发展建立在稳定性的基础之上。生产资料的稳定供应、安全的生产环境等都是近代印刷行业开展的必要条件。但是，当出于经济和传播的急切需求，中共领导下的革命边区也必须得建设属于自己的高质量的印刷事业时，一切稳定的条件几乎都不存在，这便是边区印刷事业发展所遭遇的核心矛盾和困难。如何解决这一核心矛盾便是边区印刷事业发展的症结所在。
第三章 流动的古登堡：边区印刷事业的时空协调
伊尼斯在《帝国与传播》中写道：“一个成功的帝国必须充分认识到空间问题，空间问题既是军事问题，也是政治问题；它还要认识到时间问题，时间问题既是朝代问题和人生寿命问题，也是宗教问题”，[35]“大规模的政治组织从行政效率上来说，需要解决空间的问题；从连续性上来说，需要解决时间的问题。”[36]帝国的维持和延续需要考虑时空的协调问题，对于某个具体行业和组织的兴衰而言亦是如此。通过上文的论述，我们可以发现近代印刷事业建设所需求稳定生产条件与边区环境的不稳定性构成了阻碍边区印刷事业建设的最核心的矛盾。如何在不稳定地区建立稳定的印刷工业生产本身也是一个关于时空协调的问题：在彼时大的社会背景和技术条件限制之下，当印刷技术成为可以被采用的唯一的大规模传播媒介时，在特定的边区时空内，印刷事业自身的建设发展需要以及其使用者也要要求其在尽可能广的空间和尽可能长的时间内进行铺陈开来。本文认为，在中共领导下的革命边区，边区革命政权使用了“流动”这样一个理念以及由这一理念催生出的种种手段完成了对于边区印刷事业建设发展的以“稳定”为核心矛盾的时空协调问题。
流动在本文的语境之下有着更为宽泛的理解和外延，它既可以是某些物质实体的移动，也可以是某些知识、理念等的扩散，同时也还可以作为某些非定着、非限定和具有灵活性的安排和观念的修辞被理解。有了“流动”的钥匙，我们才能够进入真实的历史情境，用不同的视角对革命政权在印刷事业建设领域的种种安排进行重新的审视和考量。同时，值得注意的是，本文不仅仅要从流动的视角来观察人员、知识、技术等等的流动，还要关注流动着的内容之下的那些“定着”着的事物。毕竟“任何形式的流动都离不开具有高度稳定性的机构和基础设施的支撑。”[37]那些坚固存在着的边区制度、政权形式以及基础设施等等都在为边区印刷事业的“流动力”提供者最根本的保障，它们决定了边区印刷事业“所拥有的决定和控制自身和他人流动性的一种资本和能力。”[38]因此，本文就从还未烟消云散的坚固事物开始讲起，在汗牛充栋的历史文献中捕捉流动着的边区印刷事业所溅起的水珠。
3.1坚实的河床：制度与工厂
1930年，党中央在苏区建立了第一所印刷厂——瑞金中央印刷厂。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红军开启长征之旅，瑞金中央印刷厂未能跟随红军转移，机器设备就地坚壁。两年后，党中央到达陕北，延安中央印刷厂应运而生，便在清凉山群峰之中建设发展起来了。清凉山是古迹荟萃之地，佛教景观遍布。万佛洞、尸毗岩皆因佛而起，延安旧名肤施也因毗卢僧施肤救生而得。根据当下一些学者的考证，印刷术起源于印度的印佛活动，在中国的盛行也是因为佛教信仰在民间的广泛兴起。因佛而起的印刷术在彼时特殊时空之中又坐落于佛地，那些轰鸣的机器、粗砺的厂房以及根植于人心之中的规约制度是比经历了千年风霜的石制佛像更加坚硬的东西。
毛泽东、刘少奇、彭雪枫等党的领导人们曾不止一次地在不同场合用不同的语言强调边区印刷工作的重要性，类似于“印刷厂生产精神食粮，办好一个印刷厂，抵得上一个师”[39]的表达屡见不鲜。事实上，在复杂的斗争过程中，中共的领导人们在相当早的时间段就认识到了印刷工作的意义，并通过各种正式文件和通告明确印刷事业的地位和对待印刷事业建设的态度和方法，摘录如下：
以上相关指示和规定在传播和宣传意义上指导了地下和革命边区的印刷事业建设工作，除此之外，印刷事业的制度建设还在经济和工业的维度上进行了展开。早在中央苏区，中共就认识到了对印刷和印刷相关行业进行经济政策引导的重要性，开展苏区的“招商引资”。“ 苏维埃政府容许并鼓励私人资本家在这些生产上的投资与扩大生产。甚至苏维埃可将没收来的企业出租或卖给他们。在可能的条件之下，苏维埃政府应创办与扩大特别需要与特别有利的国有企业(如钨矿公司，织布厂，造纸厂及各种军事工业等)。”[46]之后在其他相对成熟的革命边区，类似的政策也被不断沿用，在边区政府财政能力有限的状况下，积极鼓励私人资本进入印刷机构建设。1946年，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顷公布保护与发展民族工业暂行办法，其中规定开办印刷工业者，享受一至四年的税收减免政策，同时原料成品运输、购买、销售出现困难以及遭遇不可抗灾害时，边区政府亦会提供临时救助。1948年，陈伯达的《发展工业的劳动政策与税收政策》一文也对印刷行业做出了相关指导，同时整体印刷行业也对该文章进行积极响应，纷纷开展自查自纠活动。在传播和经济两个维度上展开的制度和指导时边区印刷事业开展的基础和保障，除此之外，各边区印刷机构和场所的建设更是边区印刷事业建设的基础设施。不同边区根据地印刷厂建设情况如下：
这些印刷机构星罗棋布，在不同边区铺陈开来，成为边区具有流动性的印刷事业最坚实的物质基础。
3.2流动的物质
这时环境更加艰苦，在敌人三天“扫荡”，两天“清剿”的紧张情况下，报社同志坚决一面打游击，一面办报，油印机老是坐在地洞口，敌人来了，把油印机塞到洞里，同志们马上分散；敌人风头过去后，又集合起来。又因地方小股特务武装不断夜袭我小后方机关及单行工作同志，报社经常是一天数次移动，一般情况下，白天工作，晚上到漫地里高粱棵里睡觉；报社同志白天随老百姓反“扫荡”，夜间阅稿印报，有时到麦地里点上小灯，上面用被子盖起来编报。
——1947人民日报《菏泽游击区怎样坚持了新闻阵地》[47]
印刷机构的“游击”是镶嵌在整体边区的游击战大的结构和框架之内的，而且当边区的印刷品流入敌占区之后，“报社、工厂成为敌人扫荡寻找的重要目标之一。”[48]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当扫荡称为日军的常规化军事行动，边区印刷事业便面临着经常性的迁移的需求，印刷的机器设备等边区无法进行自我生产的核心物质资料便成为流动或转移的重点，于是以上文字所记述的边区印刷厂和印刷工人的活动也便成为了某种常态，这也是边区印刷事业所具有的流动性的滥觞。应对扫荡，印刷物质资料最初的流动是十分原始而粗放的，以机器设备的隐藏和拆卸组装为主要手段，印刷场所可以临时寻找和搭建。由于印刷机械的体积和质量普遍较大，因此大多数根据地印刷机构的大型印刷机械如石印机、铅印机以及手摇发电机、铸字机等都是以就地掩埋或隐藏为主，而练习印刷机械的拆卸和组装也成为了印刷工人的日常训练。在山东抗日根据地，大众日报印刷厂在1939年4月第一次反扫荡期间将印刷厂器材在夜间进行掩埋，“因为没有经验,埋在驻地的附近。埋藏是分工负责。机器是挖个一米多深的坑,把机器放上,上面用木板盖上,添土理死,表面用一层干土伪装好。铅字是预先做了部分小木箱,每个木箱装三个字盘子,钉上木盖,埋在地里。”[49]而在应对1941年日军第二次反扫荡过程中，印刷厂设备掩埋处被敌人发现，损失大量印刷机器，只有纸张铅字得以保存。同样地，在苏中根据地，“《江海导报》社印刷厂的职工曾经在遭受敌人扫荡时，将设备藏入河中，待敌人退去，再打捞上岸投入工作。”[50]《前线》报社印刷厂也面临着相同的境地，“二十五期以前，我们的工作是处于敌人的扫荡、合击、围剿之下的，排字房在一间黑暗的房间里，机器在藏一个四方尺宽的猪巢棚儿里印刷，遇到情况特别紧张的时候，早上起早工作，上午十点钟左右即将铅字打起埋伏，晚上再起来揪，有时才起出又要打埋伏。”[51]在晋察冀根据地，“1941 年, 日寇向边区进攻, 敌人一来, 大家分散转移, 把机器埋起来；敌人撤退, 就迅速回来, 挖出机器继续办报。两个月中, 在铧子尖村, 印刷设备7 次坚壁, 7 次挖出。”[52]正是这些最直接原始的手段是的边区的印刷工业在变动不居的环境下得以保存力量，使得原本印刷事业中诸如印刷机、铅字这样非便携、定着性的物质资料具有了最初的时空意义上的流动性。在边区进一步的印刷实践中，印刷工作者们通过技术的应用和尝试使得众多不便流动的物质设备实现了真正的物理意义上的流动。
3.2.1印刷机：从巨无霸到轻量化
1941年秋，冈村宁次集结七万兵力，亲自指挥，分六路向晋察冀边区进攻。活动于晋察冀边区的晋察冀日报社在本次扫荡前就充分预估了战斗的形势，提前对《晋察冀日报》印刷、出版、发行等问题作出了安排。时任报社负责人邓拓在7月的一次报社会议上提出了《反“扫荡”工作提纲》，其中指出“敌有不可克服的弱点，我有长期斗争的经验与工作基础，一定要发挥我们顽强不可被战胜的力量，足够的估计今后残酷战斗环境的新的困难与新的特点，准备在最紧张的情况下坚持出报工作，配合政治军事的斗争，彻底粉碎敌人的扫荡。”[53]在会上，邓拓还提出了只要有二十四小时安定时间就要出一期报纸的要求。在邓拓“游击办报”思想的指导和训练下，报社的记者和编辑人员早已适应了移动的环境，报纸内容的写作和编辑可以克服行军的环境顺利完成，而如何在流动的过程中保证报纸的顺利印刷则成为报纸出版的核心困难。其中，印刷机械的随军行动则是最大的难题。边区印刷厂所采用的印刷机械大多体积重量大，以陕甘宁边区最初常用的八页机为例，其重约一吨，之后使用的铅印机重量有所减轻但仍有500斤重。虽然“八匹骡子办报”的理念已经是一种巨大的进步，但是在边区运力完全依靠牲畜和人力的条件下，如此巨型的印刷机械对于行军而言显然不合时宜。印刷机械的精简和轻量化便成为了残酷斗争环境下开展印刷工作的当务之急。在这样的背景之下，邓拓提出能否制造或改造出能够手提肩扛的印刷机械。
在邓拓的支持下，晋察冀边区的石印工人牛步峰与几位工友开展了印刷机的改造工作，最终确定用木制零件代替原本印刷机的铁制零件以减轻重量，并将零件模块化以便于拆卸组装。根据牛步峰与1985年回忆撰写的《轻便印刷机是怎样制造出来的》，在大家文化程度有限的情况下，“硬是根据铅印机的原理，自造出木头零件，经过月余奋战，终于自力更生制造成功一台木制轻便印刷机。它体积小，只有小手提箱那样大；重量才三十公斤，拆卸装配都很方便，可以拆为七个大部件，最大的也不过五公斤。”[54]这样的印刷机只需借用老乡家一个饭桌，即可进行报刊印刷。与轻量化印刷机相配套的是，多个根据地也纷纷将排字工作进行重新安排和设计，邓拓要求记者编辑处理稿件要将内容限制在三千个常用字内，而苏中根据地曾把原先88盘部位字减为48盘，同时“集体创造了抽屉式字盘装箱设备和简易排字架快速装卸法。遇有情况时，把字盘固定装箱，避免了字盘在移动中打翻搞乱，节省了整理时间。”[55]
轻量化和模块化的印刷机的制造大大增强了印刷机构本身的灵活性，使得原本定着性极强的近代化大工业拥有了强大的流动力，保证了印刷工业在缺乏稳定安全条件保障的环境下开展工作，实现了印刷的物理空间流动。
3.2.2印刷厂：如斯逝者，不舍昼夜
如果说晋察冀边区的自制木质印刷机仅仅是使用轻量化、模块化的手段增加了印刷机构的流动性的话，苏（州）常（熟）太（湖）地区的水上印刷厂可以被确切地称为印刷厂的物质流动了。
苏常太地区水网纵横，村村傍水而居，隔水相望。在错综复杂的水洗河道中，敌伪据点林立其中，经常开展对各个村落的骚扰扫荡活动。因此，在水上建立革命边区的印刷场所便成为了符合实际情况的最优解。水上印刷厂“便于行动，可以应付敌情，迅速转移；还可以边行动边生产。”[56]但是在水上建立印刷厂的困难也是显而易见，建设经验的缺乏、机器设备铅字的不足以及合适负载航船的选择都是水上印刷厂建设的阻碍。在最初筹建的时间段即1940年4至6月前后，在辗转各地购买印刷设备以及自制相关印刷机械之后，只有排字工作在航船上进行。字架安装在航船之上，拼好排字版后，工作人员立即端着字版涉水上岸，到暂时存放印刷机的农民家中进行首期三日刊《大众报》和半月刊《江南》的印刷工作。敌后水上印刷厂正式成立之后，工作人员增至十余人，还增配了一条可载重两吨的内河航船，随着工作条件和设备的改善，印刷机械也被转移至船上。水上的印刷厂穿梭于各个敌伪据点之间，为避免日伪军的突然袭击，每隔两三天便进行一次转移。夏日河水充沛航船运行毫无阻碍，到了冬季，“寒冬天气河水结冰，移动时在船头上用篙子敲冰撑船前进……游弋在南长浜村、北长浜村、金家浜、大滃、小滃、木渎等村庄的水面上。”[57]
1940年秋，水上印刷厂的规模又进行了规模的扩大，工作人员增至三十余人，船只增加到十一只，印刷机器设备也进行了相应的更新和升级，整个水上印刷厂的规模已经十分可观。印刷厂的工作人员除了日常的工作之外，还要学习摇船，以备发现敌情立即转移。周边村庄的人民对于中共的水上印刷厂也十分支持和拥护，每至一地，村民总会将自己的船只划出船篷以供印刷厂船只隐蔽。1941年3月，水上印刷厂由苏常太地区向澄（江阴）锡（无锡）虞（常熟西北部）地区转移，该地区根据地建设比较稳固，生产条件稳定。因此，印刷厂由船上转移至陆地，船上存放工作人员的生活用品。由此，敌后水上印刷厂的历史便告一段落。
苏常太根据地的印刷工作者根据边区实际情况因地制宜进行发明创造，利用区域内的发达水系，创建了流动性极强的水上印刷厂，在技术层面打破了物质-非流动的二分法。这种流动性对于应对不稳定的边区环境，保障边区印刷事业的开展具有基础性的意义。
3.2.3小结
通过技术的改进和对边区相关环境条件的创造性利用，不少边区的印刷工作人员和领导者赋予了印刷工业中最核心内容——印刷机械、印刷场所——以流动性。事实上，除此之外，一些与印刷事业相关的周边内容如铅字、排字工作以及纸张等等也都被边区印刷从业人员以各种各样的方式赋予了一定的流动性。这样，作为印刷事业开展的基础的物质实体就真正在物理意义上流动起来了。这种物理的流动，避免了本就珍稀的印刷基础设施和相关技术人员被战争和敌军破坏，为边区印刷事业的建设保存了基础和力量。
3.3流动的知识
在变动不居的边区环境中，边区印刷事业的流动性不仅仅发生在显而易见的物质层面，知识和观念的流动扩散也是边区印刷事业流动性的重要组成部分。只有当关于印刷的具体的或者宏观的知识以几乎相同的密度渗透进入众多革命边区的各个角落时，边区的印刷事业才得以真正在时间和空间的维度上延展并激发出知识创新的活力，同时具有坚韧的顽强的生命活力。在革命边区，关于印刷的知识的流动性从时间层面而言体现在知识和技术的代际传承，从空间层面而言则体现在技术人员和知识分子在不同地域之间的流动，而在时间和空间层面知识流动的背后，“群众科学”理念在边区印刷事业发展过程当中自觉或不自觉的运用和实践打破了掌握和创造知识和技术应属于某些特定群体的建制化、专业化、固定化的桎梏，从而使得边区社会涌现出了大量“草根”的技术传承者以及创造者，为印刷知识的流动奠定了基础。
3.3.1技术传承：青工与学徒
“在战争和农村条件下搞印刷,主要抓工厂建设和物资供应。熟练工人靠大城市输送,数量总是不够。”[58]在这种情况下，使用传统的师傅带徒弟的办法对印刷工人队伍进行补充便成为了重要的途径，而关于印刷知识和技术的代际传承便在这样的形式之中展开了。
革命边区通过开展“青工”运动以及开设青工学校等办法，促进印刷技术的学习和传承，补充印刷工人数量，保障印刷事业的顺利开展。位于晋冀鲁豫边区的永兴印刷厂曾开展多阶段的“青工”运动，旨在培养印刷技术过硬的青年工人。仅在第一阶段的“青工”、“支运”（支援前线运动）活动中，就培养出了四十六名青年工人，提升了大家的技术水平。并且在第一阶段的运动结束后，用硬印刷厂还召开了劳模工友座谈会，会上大家积极讨论“订个人计划，练习学徒订出如何学习技术，成工就订出如何培养青工”[59]等等的关于青年工人培养的问题。在会上，模范工友们将模范成工称为“老母鸡”，以“老母鸡带小鸡”的方式训练青工，同时青工代表也不断总结自身进步和提升的经验：“技术的提高还主要依靠咱们学徒的自学和苦学。我计划以后星期天也抽两小时学习技术。”[60]
除此之外，在陕甘宁边区的光华印刷厂，工厂工人也将对青年工人的支持和培养作为生产竞赛的重要组成部分。光华印刷厂两位模范工人范耀武、丁立智积极响应生产友谊竞赛，1943年5月21日《解放日报》刊登了范耀武参与竞赛的个人计划。其中除了严守劳动纪律、制定生产计划、提升工作效率等内容外，范耀武还特别提到：“我所在的工厂除了购买必需品外，余下的钱响应劳保委员会的号召，作为合作社的股金。每月并捐助工会文教费小米六升，开展文教工作。在十月革命节前，保证十个学徒都懂机器的构造和使用材料的方法，每礼拜给他们上技术课一次，至少要提拔两个学徒会上机，印刷简单东西。”[61]
在山东解放区的大众日报社印刷二厂，则着重开展了对于女工的培养和训练工作。这些当时二十岁左右的未婚女性在专门生产文化产品的印刷工厂中表现出了对于文化知识和印刷技术的强烈兴趣。这批女工的培养任务由全厂文化水平较高的校对股承担，校对股的同志们结合生活和生产实际，积极编写印刷识字和印刷教材以供教学使用。其中的一些教学内容充分体现了印刷工作的实际情况，提升了女工们对于印刷工作的认同感，摘录如下：
我是一名印刷工,
报社工厂来劳动。
印书印报为革命,文化生产责任重。
前线将士鼓斗志,痛歼蒋家王朝兵.
胜利捷报传后方,
人民支前如潮涌![62]
以及：
排字股,排文章,一字一句紧思量。
眼到手到堪熟练,
字字排到手托上,
往来奔波真辛苦,似鸡啄米忙又忙。
拼成书报万人读,
排字工人好荣光![63]
除了在印刷工厂开展的印刷知识和技术的传授工作，在学校内部印刷也被当成生产教育的重要内容。在晋冀鲁豫边区涉县的建校运动中，“该县二高井店镇分校已实施生产教育，开始教学生织布、印刷等，师生均感兴趣。”[64]这在一定程度上也为印刷知识技术的传递起到了作用。
边区的印刷事业通过青工运动和学徒制在青年工人的培养和印刷知识技术的传承方面作出了突出的成绩。山东大众日报“四年来培养了数百个编辑、发行、印刷等工作的青年干部，和数百个印刷工人。”[65]在这样的制度框架下，关于印刷知识具有了时间上延续的流动性，一代代、一批批的边区印刷工作者才能在不断面临着同事牺牲和自我牺牲的困难条件下保持印刷工作的连续性和稳定性，保证边区印刷事业在时间上的延续。
3.3.2人员流动：知识分子与技术工人
青年工人的培养和学徒制的师徒传承方式使得边区中关于印刷的知识和技术得以在时间维度上延续，而这些重要的内容在空间上的延展和扩散则依靠革命边区知识分子与技术工人地理上的移动。事实上，边区相当多的印刷技术工人尤其是高级技术工人都来自于抗战前印刷行业发达的省份与城市，北京、西安、上海等大城市的技术工人人数尤其众多。
在陕甘宁边区的延安中央印刷厂，原延安中央印刷厂厂长祝志澄十三岁便进入上海一家日本印刷所成为学徒，此后长期在商务印书馆当排字工人；原延安中央印刷厂党支部书记李平也曾在西安文化日报社当排字学徒。延安中央印刷厂建立之初的技术工人均是由厂长祝志澄于上海招录的，他在上海“陆续招聘了两批共11位包括排字、印刷、刻字、铸字等各工种在内的印刷技术工人”[66]，由此才奠定了中央印刷厂发展的技术基础。可以说，边区的印刷技术人员最初就是流动着的技术主体，此后在各边区印刷事业发展的过程中技术人员的流动也成为了边区印刷事业建设的常态。延安中央印刷厂作为规模较大、技术能力较强的印刷厂，在发展成熟之后也经常性地将自己培养出来的技术工人派往各个解放区以支持其他地区的印刷事业的建设。在中央印刷厂成立五周年时，《解放日报》对五年来的印刷厂历史进行了回顾和整理，其中写道：“派出去的这些同志们，都已经是独当一面的干部，他们在各个地区，领导和开展着印刷事业，给战士和人民生产着精神食粮。”[67]中央印刷厂成立五年来派往各根据地印刷干部的简单统计如下：
1939年3月，派往晋东南3人，1939年4月，派往华中6人；1939年6月，派往八路军印刷厂7人；1940年3月，派往晋西北3人，派往警备区2人，派往晋察冀2人；1941年派往大青山2人，派往晋察冀4人，派往山东2人。（注：除山东一处外，我们去一人，还都帮助了材料和工具；今年三月会帮助中央建立一个小型印刷厂，人和材料及工具由本厂负责；对这些地区的印刷工作，我们是不断给以人和物的帮助的。）[68]
在晋察冀边区，军工技师董彬培养出了相当数量的技术工人，分散到各解放区进行工作。其中牛步峰在晋察冀日报社发明了轻型印刷机，而供职于晋察冀画报印刷厂的康健也曾制造新工具、照片制版代用品达十余种之多。这些技术人员的交流和流动激发了相当的创新活力。而在山东各解放区，负责抗日小学课本印刷的渤海书局成立之初，其技术人员也是从各地抽调而来，“工人是由北海银行印钞厂调来的任正当师傅,由群众报社(渤海日报前身)调来的葛树桐,和由济南来的马锡书,缮写员刘悦东等,总共七、八个人。”[69]这些技术工人的到来为渤海书局成长成为山东重要印刷出版发行部门奠定了基础。
青工运动、学徒制以及边区间技术工人的不断流动共同构成了革命边区印刷知识在时间和空间上进行流动的稳固网络。这一通过流动建立起来的知识网络在极其特殊的边区环境下保证了印刷知识的均匀扩散和渗透，同时在一定程度上通过流动刺激了新的知识的生产和发明，激发了边区印刷事业创新的活力，许多依照边区的实际情况而生产的技术发明应运而生了。然而，边区关于印刷知识的流动和创造除了有关于时间和空间两个方向流动的设计和安排的刺激之外，还受到一种相当灵活的技术政治视角即群众科学的影响。在当下研究中被追认为一种特殊的技术路线的群众科学路线使得发明和创造新的印刷知识的权利能够在整个边区范围内进行延展和流动，从而催生了印刷知识的流动和再生产，这是我们观察革命边区印刷知识和技术流动的必要视角。
3.3.3群众科学：主体、知识与实践
所谓群众科学，是指“通过大规模群众性运动组织起来的科学研究和技术创新、普及，而这一形式本身又包含着对科学技术研究和创新的主体及其性质的内在要求。”[70]当下关于群众科学的研究普遍认为这一特殊的技术路线真正的成型与普及期是在中国的20世纪50年代末到70年代中后期。舒喜乐将群众科学的基本理念萌发追溯至1940年前后在延安开展的“科学大众化”和“自然科学运动”。当下诸如“汉字拣字法和排字法改革（Mullaney， 2017），防治血吸虫病运动及赤脚医生制度（Gross， 2016；Wei， 2012：251-280），电子工业与运筹学的群众运动（王洪喆，2015：34-48；2016：279-310），农村气象学调查（Brock， 2013：41-117）”[71]等都被认为是典型的群众科学研究。事实上，按照易莲媛对群众科学路线的特征总结，即：
（一）从科学行动的主体来说，“群众科学”不是科学共同体面向普通大众的科学普及，它反对将科学限制在专业研究者的小圈子内，强调普通大众对科学研究、技术创新的参与和贡献，并主张要建立制度来激励、保证这种参与和贡献的持续性。（二）在科学知识的构成上，“群众科学”认为应当因地制宜，从生产生活实践的需要出发，在一定程度上以“科学方法”为基础，将历史传承下来的，或人民群众在劳动与生活中积累的经验、地方性知识和其他非正式的知识纳入“科学”的范畴之内。（三）“群众科学”运动主要发生在与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农业、工业和公共卫生领域而不是理论与基础研究中。[72]
发生在革命边区内的印刷事业的建设和发展，尤其是与印刷有关的技术的创造和发展也可以被视为一种在群众科学框架内开展的技术实践。囿于边区物质条件的限制，边区与印刷相关的技术创造大量因地制宜地使用“土洋结合”的方式，并广泛发动印刷工人与技术专家相结合，使得技术研究创新的权力在广泛的社会阶层中进行流动，激发了创造的活力。这一特殊的技术发展路线以灵活流动的方式克服了边区环境人才缺乏、物质缺乏、不稳定的的缺陷，为边区印刷事业的发展开辟了独特的技术道路。
总体而言，群众科学的技术路线渗透在边区印刷事业发展的各个环节和方面，印纸制造、油墨制造、印刷机械改造、印刷品的装订等等都是群众科学的实践载体。关于印刷机械的改制前文已有讨论，在此不再赘述。
在印纸制造方面，马兰草的发现与应用极为恰当地展示了印刷事业中群众科学路线的应用。在中共中央进入陕甘宁边区时，边区仅有一个麻纸作坊，此后虽逐渐开展造纸厂建设，但造纸所需原料依然主要依靠区外输入，且造纸产量有限。在遭到经济封锁的环境下，边区书籍、报刊的出版依然需要大量纸张，因此出现纸荒。此时，自然科学院的青年教师华寿俊被派往振华纸厂担任技术指导，开始寻找新的造纸原料。稻草、蒲草等植物都曾参与实验造纸，但均“因技术条件限制发生了漏水不快,揭晒困难,人力与时间的浪费。”[73]一次偶然的机会，在山头进行开荒工作的华寿俊发现了马兰草，经过观察他发现马兰草植物纤维丰富而且坚韧，是极好的纤维工业原料。于是，华寿俊便开始了马兰草造纸的实验，同时积极地联合和劝服对马兰草造纸产生怀疑的造纸工人，并广泛地培养学徒，最终总结和归纳出了马兰草造纸的工业流程：
一、选料:去掉杂草与尘。
二、切断:将草切成寸许长
三、煮浆:用土碱与石灰作用,产生苛性钠。
四、压辗:打成纸浆。
五、洗浆:即过滤。
六、挠纸:放上竹帘。
七、晒纸:整理压光。[74]
马兰草造纸简便成本低且节省时间，且造出的纸张：“不易拉破,不易起毛,质料均匀,不起疙痘,硬度又很大,又适宜写纲笔墨水,若改用炭酸钠蒸煮,可以制造吸水纸,绘图纸,滤纸,包装纸等,在科学领域里它很快就胜利了。”[75]
但是在科学领域的胜利并不完全等于工业应用的完美成功，作为技术专家的华寿俊设计了将马兰草蒸煮并碾成纸浆的“唯一”方法，即“买十个汽油桶，把两个桶子煮碱，八个桶子煮草，事先把草拌上石灰，然后盛入碱水，装入段草，盖上石板，经过八小时蒸煮。”[77]然而这种方法很快遭到了振华纸厂工友们的质疑，“那种煮法，一斤马兰草需要用碱半斤，一天用碱药一百二十斤，以每斤市价八角计算，一个月要花掉七千六七百元，而四个灶眼月需柴火九千六百余斤，所出纸料，月仅一万九千余斤，不能供给碾子一般，而供给纸它就差得更远了。”[78]在“技术民主”的号召下，纸厂工人们纷纷发挥创造力，在马兰草蒸煮方法、节约成本上进行创新。“工人刘福曾同志用土砖队成大灶，中间安置四十四寸之大锅一口，上面队以拌过石灰的甘草，用泥封住，下面用柴烧煮。”[79]这种方法可以减少人力、土碱、柴火使用，同时提升纸浆的产出效率，“纸浆是可以完全够用了”[80]。工人陈树铭又对上述方法进行改进，“用土砖砌成梯形环口，把熔火之部加大，而草需先在水中浸上二天，然后拌上石灰，堆砌泥封蒸煮。”[81]技术专家与工人相结合，同时工人们积极发挥主观创造力，调动实际生产经验，使得振华纸厂月产量相较从前提升了50%，而到了“抗战结束时，边区公营纸厂已能满足边区印刷用纸的需要。”[82]
作为另外一种印刷必需品的油墨，其在边区的创制过程也是群众科学的生动演绎。在遭到经济封锁的条件下，作为工业制品的印刷油墨从边区外输入同样十分困难。在化学工业基础极其薄弱的状况下，边区的工人们采用“土洋结合”的办法，开展了油墨的研发和制造工作。1933-1934年间，川陕根据地苏维埃政府在四川开办了有20多个工人的烟墨厂，以松烟桐油、松香生姜汁等原料进行土法油墨生产，“制造方法是先将桐油在铁锅内加热烧开,放入松烟搅匀,适量再加松香粉末使其保持70℃温度,用力搅拌,以达到无颗粒为止,渗入生姜汁,拌成糊状,以后让其自然冷却,起锅装入容器备用。”[83]这种制墨方法解决了燃眉之急。在陕甘宁边区中央印刷厂，最初工人们想要制造油墨的方法则更加原始，“开始,有人试用锅底刮下的烟灰调制,颗粒太粗,颜色也太淡,锅烟子虽然能使人身到处污黑,洗都洗不干净,但却不能印书报。”[84]之后，烧炭工人们借用传统制墨方法，采用土法熏制松烟，但产量依然有限。最后，中央印刷厂自己自己制了一套筛烟、熬油设备,开起了小作坊,又在石油厂的帮助下解决了炭黑供应问题,才顺利制造出了印刷正文所用的黑墨。随着技术的研究，边区的油墨制造不断进步，1948年以前，晋冀鲁豫边区的油墨生产已经能够自给，油墨制造已经十分体系化和规范化。
除了规模较大的独立造纸和油墨制造工业外，在机械改造、铸字、排字、印刷品的装订等方面，群众科学的力量也在不断凸显。在机械改造方面，晋冀鲁豫边区的石印工人牛步峰及其同事自学改造出轻量化印刷机。山东的铅印工人朱祖铭把一台弃置不用的四开铅印机改造成自动石印机,也获得成功。“他用人力车胎做成墨辊子,用洋布包扎成水辊子,并设法解决了铅印机与石印机压力不同高低不同等问题。”[85]在铸字方面，山东解放区的“年轻铸字工人沈荣章,参照万能铸字机构造上的优点,改造手摇炉的铸字盒获得成功,提高了工作效率。”[86]而铸字股老工人夏荣发用土办法改造旧字盒，成功铸出符合标准的铅字。在排字方面，大众日报印刷厂的排字员王居瑶改变了以往按照常用字非常用字的排方法，对排字工作作出调整，“一个是根据我们的需要对内部常用字和外部非常用字,加以调整”[87]，“ 另一个是将字盘上放字的孔适当缩小。使一个铅字在其中倒不了,并将字盘子也适当缩小,但每个字架子上的字盘却加多了,这样装箱,埋藏或搬家运送都比较方便。”[88]最后在印刷品的装订方面，中央印刷厂的印刷工人樊允行自制裁纸机，“用木头做成一个架子,装上大弯刀,利用杠杆原理来切纸，提高切纸效率五到十倍。”[89]樊允行也被称为“中国的斯达哈诺夫”。
以上不同印刷环节中的技术创在充分体现了当时被称为“技术民主”理念，当下可以被追认为“群众科学”技术路线的巨大意义。群众科学框架下技术权力的流动同时调动了技术专家和普通工人的积极性和创造力。普通工人在技术专家的指导下重新发现日常生活生产经验的意义，而技术专家则接受了日常生活生产经验的再教育。正是群众科学路线所带来的流动性使得边区的印刷事业获得了坚实而又广泛的技术力量的支撑。
关于印刷的知识和技术通过师徒传承、人员交流实现了在边区时间和空间维度上的流动，从而保证了边区印刷事业在时空意义上的延展，而群众科学的技术路线又保证了关于印刷的知识和技术在社会政治层面上的流动和渗透，激发了社会的创造活力。正是通过这三重的流动网络，边区的印刷事业才可服了客观环境上的固有缺陷。
3.4流动的政治技术
边区印刷事业的建设和发展出了涉及到物质与知识生产外，另外一个焦点性的问题是对人的宣传动员与组织管理。在物质条件有限、缺乏稳定性的边区环境下，作为政治技术的关于印刷的宣传动员和组织管理方式也需要因地制宜和适宜推广扩散的流动性，才能真正召唤出被融入在印刷事业中的个体的主体意识和奋斗精神，用精神力量克服物质上的缺陷。所谓边区印刷事业政治技术的流动性是指在印刷事业实践过程中所使用的宣传动员以及组织管理方式所具有的因地制宜的灵活性和不断推广的扩散过程。事实上，边区印刷事业将印刷工厂、印刷工人以及所有可能与印刷有关的潜在主体作为政治管理的对象，创造出了相当多十分具体有效且充满流动性的政治技术。
政治学习是印刷工厂中宣传动员的重要方式，由于战争原因，许多边区印刷厂时常进行迁徙，相当一部分印刷工作人员的政治学习是在物理意义上的流动中完成的。由邓拓领导的晋察冀日报社在不断的反扫荡过程中稍有闲暇便开展对于党的理论经典和中央精神的学习，而前文提及的苏常太地区的水上印刷厂也在不断的水上漂流中加强印刷工作人员的理论和政治修养，在转移至澄锡虞地区后立即着手建立“救亡室”，陈列书报、杂志等以供学习之用。在山东的大众印刷厂，在接到山东分局将印刷厂化整为零，减少损失的指示后，立即将工厂拆分单独成立一个印书局。印书局成立后后便立即着手对工人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厂领导注意了解情况,经常进行个别谈话。使他们逐步提高觉恬。还进行文娱活动,如组织晚会,唱歌、讲故事、唱京剧、打篮球等。”[90]边流动边学习是政治学习贯彻落实的常态，而物理意义上流动的政治学习和宣传只是流动的一部分，在具体的政治宣传教育的实施方式上的灵活性则是流动性的另一部分。1946年，在蒋介石积极准备内战的背景下，出于边区图书印刷的需要，山东解放区在刚解放不久的惠民城开设了新华印刷局。厂里有些“工人怕变天,怕沾上共产党的边”[91]，而在工人的组织结构上“上下左右之间的关系,沿袭着旧社会的掌柜与伙计,师傅与徒弟的一套”[92]。为了改变这样的状况崔三益以参与校对工作的名义被派往渤海新华印刷局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崔三益到任后利用业余时间接触工厂中的工人们，但是工人们怕沾上“赤化”之嫌而故意躲避他。此时，崔三益便以组织工会这一公开的名义“团结群众,进行教育,发展党、会员,以便逐步改变工厂的政治情况”[93]，并对工厂中的工人特征进行了细致分析:
“各部门的师傅,掌握着技术,是生产上的骨干,但旧社会影响较深,不易接受新鲜事物,重点抓这些人,短时间不容易改变工厂的政治状况。而青年学徒工,思想比较单纯,接受新事物锐敏,是活工厂生活,改变工厂现状的积极力量。”[94]
因此,崔三益一方面主动接近各部门的师傅,进行为谁劳动的教育，同时带好徒弟,做好技术教育；另一方面,崔三益着重抓住青年学徒工中的积极分子,进行共产主义人生观的教育。一段时间的教育之后，崔三益与三位学徒工成立了工会小组，并以工会小组学习的名义组织工人上课进行广泛的时事前途教育，此后不少老师傅也纷纷加入工会小组，工会小组规模扩大之后，正式工会也随之成立，工厂中学习和生活制度也随之确立。除了向工人们普及时事以外,革命人生观、刘少奇同志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和《续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毛主席的《为人民服务》、《毛泽东思想与作风》等内容都是工人们的学习材料。在这一严密而又灵活的政治宣传教育的安排下，一批青年学徒成为了党员教育对象。这种灵活性正是政治宣教这一政治技术的流动性的重要来源。政治学习和宣传提升了工人们对于工厂的主人翁意识，召唤出了工人们主体性和政治尊严，是连续贯穿印刷工人劳动生活全环节的流动的政治技术。
除了政治学习之外，生产的“大竞赛”也是对印刷工人进行动员的重要方式。在许多情况下，“大竞赛”是与“支运”即“支援前线运动”一同开展的。“大竞赛”这一动员方式在社会各界极其良好的扩散性和适应性是其作为一种政治技术的流动性来源。大竞赛不仅仅发生在类似于印刷这样的工业领域，也发生在农业、服务业以及有关知识生产传递的行业中，是一种覆盖全社会的劳动动员方式。在《人民日报》、《解放日报》等边区报刊中，关于各行各业的生产竞赛的报道屡见不鲜，印刷领域的生产竞赛从结果而言毫无疑问不断地调动了生产者的积极性，并起到了一定的提升生产效率的作用。《人民日报》1946年6月21日的《冀鲁豫第一印刷厂迎接“七一”发动竞赛》中记载了第一印刷厂提出竞赛计划，而第二印刷厂已经通过竞赛将五月份的产量超出了规定任务的百分之八十。《解放日报》1941年5月23日的报道《边区工人战斗的一月：记五一大竞赛》记述了延安附近数十家公营工厂的“五一”生产大竞赛，通过制定生产计划、改善生产条件等等措施，八路军印刷厂完成了超过规定任务百分之五十九的任务量。值得注意的是，“大竞赛”还十分注重对女工生产效率的关注，提升女工的工作能力，并创造性提出了“夫妻竞赛”的模式提升女工工作的积极性和技术能力。《人民日报》1947年月7日的文章《永兴印刷局一厂一月增产一倍 二厂增产竞赛中女工显身手》，记录了赵梅林及其丈夫李新民的折页竞赛，“过去每天折三千多页，现折四千五百大页，合成品一万八千小页，张张规矩，不错半个字，结果评判不分胜败。他们将手磨破出血，毫无怨言，打破了空前纪录。”[95]这种覆盖全社会的生产动员切实保障了困难条件下的印刷工作的开展和效率的提升。
在组织管理方面，边区印刷事业的某些组织管理方式在某种程度上保证了印刷事业的流动性。根据笔者的观察，至少有两种组织管理方式在保障着边区印刷事业流动性的延续：一是在日常工厂生产过程中精确计算与核查的理念，二是以合同和工会组织的形式保障工人生活生产。精确计算是流动的依据，依据对工人、工厂产量的精确统计可以合理摊派生产任务，确定生产计划以及合理安排人员流动。看似发展落后、管理能力低下的革命边区的印刷事业在相当早的时间就认识到了精确统计和计算的重要性，生产资源消耗、人员的流动以及产出等等都有相当详细的统计和整理。而使用合同和工会组织的方式保障工人生产生活则避免了社会主义体制下的生产主体在流动框架下完全成为漂流的孤魂和无依无靠的孤立个体。中央印刷厂厂方在1945年4月与职工工会签订了集体合同，合同中明确规定了工作时间及休假、工资、女工帮工学徒职员待遇、劳动纪律、管理规则等内容，改善了工人生活，严明了劳动纪律。这两种手段保障了边区印刷事业流动性的源源不断的再生产。
3.5小结
近代印刷事业建设所需求稳定生产条件与边区环境的不稳定性是阻碍边区印刷事业建设的最核心的矛盾。边区使用了流动性的手段来应对和解决这一矛盾。通过对印刷设备、厂房的改造和迁移，通过使用师徒传承、人员流动和群众科学的理念对关于印刷的知识和技术进行传递和扩散以及通过对流动的政治技术的运用，边区的印刷事业逐渐实现自身的时空协调，完成自我更新与不断的再生产。
第四章 水何澹澹：边区流动印刷事业的余韵
边区的具有相当大的流动性的印刷事业打破了传统的关于资本主义印刷工业大机器生产的想象，即关于笨重的机械、安稳的厂房、充足的物质资料供应以及流水线上的工人劳动的想象，反而让“游击”这样一个在革命边区广泛发生着的战斗形式成为了关于边区印刷事业的核心隐喻。通过流动性的安排，边区的印刷事业将近代资本主义的印刷技术（包括机械制作技术、造纸机技术、制墨技术在内）改造成为适合边区环境的印刷技术，并将与印刷事业相关的个体改造成为技术主体、劳动主体以及政治主体，克服了边区环境不稳定的核心困难，从而在边区将印刷事业在时间和空间上铺陈开来，并在流动的印刷事业的基础之上建立起了属于人民和大众的传播事业。
边区印刷事业的在技术上选择以近代铅活字机器印刷为代表的西方近代印刷术，而基本上抛弃了中国传统的雕版印刷。这一方面是西方近代印刷技术和工业传入的大势所趋，另一方面客观上采用近代印刷术的边区印刷事业克服了传统雕版印刷所带来的对于知识的垄断，克服了伊尼斯所论述的媒介的时间偏向，构筑起全面的大众的传播事业。伊尼斯针对于不同的媒介提出了传播的偏向，但是如果深入印刷术内部进行考量，不同的印刷技术似乎也有不同的偏向。相较于近代铅活字机器印刷技术，雕版印刷显然是偏向时间的技术。成本高、耐保存的雕版能够造成更好的知识垄断效果，能够更好地促进王朝权力的延续。边区的印刷事业是对偏向时间媒介——雕版印刷的反叛，在时间和空间上更好地实现了边区政权的协调，既保证了知识的传播与扩散，又促进了政治信念的代际传递。
边区具有流动性的印刷事业将劳动中的技术创新重新与劳动过程相结合，同时召唤出劳动主体的主体意识，并创造出了相当多的不同于现代资本主义工厂泰勒制扁平化的管理机构，显现出了生产出另类劳动政治的可能性。无论是师徒制的知识传递还是技术人员流动的互相交流以及更重要的群众科学的技术路线的安排，有关于印刷的知识、技术和技术创造的权力能够在各个阶层、各个环节中顺利流动，并在经过政治教育和学习的社会主体间（不论是工人还是技术专家，事实上通常是两者的结合产生更大的效应）不断发酵。这一方面促进了印刷知识和技术的不断创新和创造，另一方面使得印刷机器、工厂在社会主义的边区环境下不再是规训和压迫工人、技术专家劳动的“怪兽”，而成为发挥个人主体性和主体意识的平台。
除此之外，边区具有流动性的印刷事业保证了中共在革命边区传播事业的广泛开展。在水上、老乡家的桌子上、芦苇荡中的或崭新或残缺或破败的印刷机中滚出的书籍、报刊、宣传页成为了反复遭受蹂躏和践踏而伤痕累累的根据地的绷带，疗愈着根据地民众精神和肉体的创伤，同时唤起新的战斗的灵魂与希望。在流动的印刷事业中，边区建立起了流动的传播事业，毛主席的肖像、生动的版画、刊印着前线新闻的报刊伴随着呼啸的子弹，驾着凛冽的寒风，越过严密的哨卡，散入最荒凉的丛林，飘入最平凡普通的农家，召唤着永远年轻的革命者的灵魂。
第五章 结语
近代印刷术和印刷工业的传入使得边区建立近代印刷事业成为可能，同时现代化的政治治理和军事斗争使边区建立近代印刷事业成为必然要求。然而近代印刷事业建设所需求稳定生产条件与边区环境的不稳定性的矛盾是边区印刷事业建设和开展的核心限制。近代印刷的大工业生产所要求的完整的工业链条，充足的物质和劳动力供应，安全稳定的生产环境等等条件在基本物质生活都难以保障的边区几乎全部是天方夜谭。屋子的匮乏、技术的缺陷、环境的动荡逼迫着各个边区政府开创独特的印刷道路。
为了克服稳定性要求与不稳定条件的矛盾限制，边区的印刷事业通过流动性的安排，即流动的物质、流动的知识以及流动的政治技术的安排，克服了这一矛盾和困难，从而在边区建设起了具有流动性的印刷事业，使得建筑在印刷事业物质基础之上的边区传播事业能够坚实有效地广泛开展。首先，通过对印刷制度和工厂的建设，边区的印刷事业获得了流动的物质可能性，这是一切故事开始的源头。其次，通过对于边区印刷机械的轻量化与模块化，以及创造性地利用边区内的地理和交通条件，边区赋予了传统概念中只能固定着的印刷物质流动能力，无论是“游击办报”还是“八匹骡子办报”，边区印刷物质的大范围流动不仅在比喻意义上更在实践意义上成为了关于边区印刷事业流动性的有力证明。第三，在关于印刷的知识和技术的流动层面，通过师徒制，边区的印刷知识和技术实现了纵向的代际传承；通过技术和管理人员的流动，边区的印刷知识和技术实现了横向的空间扩散；而通过群众科学路线的设计，边区的印刷知识和技术打破了阶层、群体的藩篱，使得印刷知识和技术的传递和生产重新被纳入劳动过程之中，在不同的阶层群体之中进行流动撒播，激发出创造的火种。最后，通过灵活的和因地制宜的政治技术的安排和设计，边区印刷事业在组织管理方式上也拥有了前所未有的流动性。
在这样一个漫长历史过程中，边区流动的印刷生产驱散了资本主义机器生产的幽灵，沟通的物质与流动的天堑，填平了普通民众与技术专家的鸿沟，在新的技术面前不分阶层地实现了个体的“去技能化”与“再技能化”，开创了另类印刷生产的可能，也为新天地中新的传播事业开辟了道路与途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