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来源：巩本栋等编：《中国学术与中国思想史》，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486-498页。侵权请联系删除。

[内容提要]本文认为，随着宋代社会越来越广泛的印刷术的运用，新的阅读、记忆的方法产生了，而传统的学习方法，也越来越变成一种对既往历史的怀念。

一、引言

在《齐东野语》中，周密谈到了南宋作家洪迈。洪迈(1123-1202)当时供职于翰林院，负责起草国家诏令。一日，洪迈写完了二十份公文，来到院子中散步，遇到了一位已经退役的八十多岁的老花匠。在闲聊中，洪迈得知老花匠年轻时曾于元祐年间(1086-1093)遇到过一代名人———苏轼。苏轼(1036-1101)当时也在翰林院负责起草诏令。老花匠说现在公文繁多，洪迈一定是少有闲暇。洪因而自夸道，自己仅用一天的时间就能书写二十份诏令，这样的速度也许即使是苏轼也只能望尘莫及。老人点点头，回答道：“话虽如此，但苏学士从来不象你那样得打开书寻找原文。”

这段轶事嘲弄了洪迈的虚荣，煞是有趣，但亦不足为奇，因为后代学者对前人的智力评头论足的事在历史上不胜枚举。然而，如果把这个故事放到具体的历史环境中，并回顾一下北宋至南宋年间许多学术著作开始被印刷出版这一史实，这个故事就显得十分值得让人回味了。例如，后来的学者们自以为自己的记忆力已经衰退，对此，他们是何等的忧虑?由于印刷术的发展，书本更易于为人所得，我们怎样才能准确地把这一点和他们的忧虑联系起来呢?在北宋时期，人们也许主要通过手抄本来阅读、背诵和学习，而到了南宋也许则更多地依赖于印刷的课本，在这两种学习方式之间难道确有重要的区别吗?如果的确如此，我们能在这些变化中发现一些什么样的特征呢?

这篇论文主要探讨了在宋代(960-1279)人们对于记忆和记忆力的使用及态度，是如何受到印刷术发展的影响的，在探讨这一问题时，我们将仅限于对文人文化某些方面影响的研究，而非研究印刷术如何影响整个宋代社会这一广义的论题。

然而，即使详细研究我们这一“狭义”论题，我们也必须精确掌握学术印刷书籍传播的时空。尽管我们目前已经做了一些工作，但仍然是一项十分巨大的工程。首先最重要的是根据出版者、出处及主题，对这些印刷书籍进行记数并分类。第二，我们必须尽力了解官方及私人藏书的容量以及，其中手抄本及印刷本的相关比例。第三，由于商业出版的发展，与官方版本相比，印刷本更易于为更多的读者所得，因此，我们还得考察一下商业出版的增长。最后就是要研究一下印刷书籍是如何成倍增加的——不管是通过再次印刷还是手工抄写。但要做到这一点难度是最大的，因为我们不仅难以统计当时书籍的数量，而且亦难以取证于轶事。这一点就使得我们不能单纯地以印刷本的数量来衡量印刷书籍的巨大影响力。当然，得出这一推论还另有原因，那就是当时的文人即使能够得到印刷本亦难以将其与手抄本一视同仁。但在学习和阅读等方面，他们却又难以摆脱印刷书籍的影响。也就是说，即使某一文人偏好搜集手抄本，但他的这一嗜好并不一定意味着当时的文人没有读过许多印刷本。所以，在这篇简短的论文中，我将就这一广义论题指出一些最有趣的问题，并说明我们该怎样运用各种既得的资料。

基于各自的研究领域，许多学者也许会对这篇片论文中谈到的一些问题提出质疑。例如，有些学者认为，在书面文化取代人类尚不具备读写能力的口头文化的过程中，人类在运用记忆力方面就已经表现出了真正意义上的变化。相比之下，后来在手抄本向印刷本演进的过程中人类在运用记忆力方面的变化，就显得微乎其微了。比如，到宋代立朝之时，中国的书面文化就已经具有了2500多年的历史了。另外一些学者也许认为到了公元十世纪后叶宋朝开国之时，作为日常使用的印刷技术，木版印刷已被采用达三个世纪之久。还有些学者也许会将这一说法加以发挥，认为直到数个世纪之后，即16世纪中、后叶，印刷术才得以对中国社会各个阶层产生广泛影响。

对于这些质疑，我认为要将口头文化向书面文化、手抄文化向印刷文化这两个转化过程中人类运用记忆力所表现的变化程度作比较，不仅难度巨大，而且最终亦无所裨益。再者，后一转化过程在中国封建历史的中后期显得犹为重要，因而就值得对其进行深入研究。最后，在研究中国的文人文化时，探讨手抄文化向印刷文化这一演变过程就特别重要，我希望能够证明这一演变在宋代已大规模出现——当然不是稍早，也不太可能是稍晚。

二、记忆、学习和研究

我们再来看几件轶事。前面嘲弄洪迈自傲的故事反映，苏轼的记忆力可谓惊人。但在下面这则有关更早时期的学者张方平(1007-1091)的故事中，苏轼的记忆力就难免逊色了。1056年，三苏[指苏洵(1009-1066)及其子苏轼、苏辙(1039-1102)]从家乡四川来到京都开封，苏洵拜见了张方平。谈话间张问起小苏在读些什么书。苏洵答长子苏轼在重读《汉书》。张甚觉疑惑，不明白书为何都要翻来覆去地读。其实，有传说张曾借过一部《十七史》,阅后便牢记于心，因此一个月后即把书归给还了。更有传闻，张素有过目不忘的美名，任何书籍，只需一瞥即阅多行，并领会其意。这则故事的作者曾(1131-1163)还说，即使在早期的学者中，能与张方平的记忆力匹敌者亦鲜有人在。

然而，苏轼能以才华超群著称于世，并非主要由于他具有惊人的记忆力。另外一则故事与上一则发生的时间大致相同，讲的是苏轼在殿试中写到了传说中舜帝的宫里发生的事。由于无法找到这件事的出处，考官将苏轼的试卷呈给了主考官欧阳修(1007-1072)。欧阳修阅后竟认为，由于苏轼将这件事写得甚是合理，因而无需考证出处!后来，欧阳修当面问了苏轼，苏轼答道他写的故事源自于《三国志》。于是欧阳修又到《三国志》中查找，却无所获。等到又一次问苏，苏又以一相似的故事作答，从而使得他在试卷中谈到的事例显得十分合理。因而欧阳修又一次觉得苏轼的论证让人深信不疑。

到了这个故事发生的年代，即公元11世纪中叶，宋朝倡导编纂、修订并开始出版学术著作已达八十年之久。③浩大的出版计划转而又使得许多学者越来越关注，并长期不懈地从事文本的校勘工作。④这非但不意味着前辈学者们不关心印刷过程中文本的准确性，反而证明了印刷术不仅增加了更正文本错误的机会，也增加了产生错误的机会，而且即使在当时很有权威的官方教育部门发行的版本中这种现象也层出不穷。因此，通过以上苏轼应试作文的故事，我们并非要反对那种过分拘泥于原文的态度，而是要让大家看到宋代文人十分看重良好的记忆力。原因有二。其一，良好的记忆力能够使人方便地在大脑中贮存大量知识；其二，信息一旦进入人脑就可以被加工，由于记忆乃思考与理解的第一步骤，一位学者所提出的观点不会完全雷同于书本，而应具有他思考的印迹。所以，苏轼在答卷中所表现出的创造性，至少应和他那倍受推崇的良好记忆力一样受到人们重视。

对学生记忆力的训练开始于他们的启蒙课程。封建中国的初级教育总是要求学生记忆字词，背诵课文，这就使我们必然关注印刷术如何影响宋代教育这一问题。吴培仪(Pei-YiWu,音译仅供参考)曾指出，有关宋代早期教育的资料甚少，现有的资料中多数亦难以考证其准确性。然而，这些资料总体上说明了一点，那就是在儿童进一步学习以前，他们主要背诵一些初级读本，比如《三字经》、《千字文》、《百家姓》、《杂字》、《太公家教》和《蒙求》等。这些读本中有一些如《千字文》、《太公家教》和《蒙求》成书于宋代以前，而另外一些书如《三字经》和《百家姓》是应学习者要求的变化而于宋代编纂或修订的。的确，宋代编纂了十多本适用于低龄儿童的初级读本。这些书通常采用押韵的四字句形式以便记忆。②它们在宋代乃至后来好几百年内都被广泛应用。由此我们可以断定，印刷术主要是扩大了原有读本的应用，但却没有改变学生阅读和背诵的方式。

同样，在印刷术开始传播以前年龄稍大的学生，很可能一直在背诵儒家经典和《四书》。京兆府初级学堂(在现在的西安)的章程中就规定了低、中、高三种水平的教学内容，而且他们还注重让学生记忆儒家经典、诗句、韵文及散文的节选，这一点已毋庸置疑。

可见，印刷品对宋代高层次教育及学者文化的影响要显著得多。的确，学生的学习逐步向高深发展的过程中，他会接触到越来越多的学术著作，其中一些编纂于宋代，而这些著作从一开始就可能通过印刷术得以传播。如此，我们就会碰到这样一个矛盾：那就是思想高超的学者所认应有的阅读方法和越来越多的读者所实际运用的方法之间的矛盾。

实际上，当时有些学者认为印刷术的传播从总体上有害于人们阅读，这一点也不足为奇。在一篇文章中，对于时人对既得的阅读材料缺乏应有的鉴赏力这一现象，苏轼感到痛心疾首：

自秦、汉以来作者益众，纸与字画日趋于简便而书益多，世莫不有。然学者益以苟简，何哉?余犹及见老儒先生，自言其少时，欲求《史记》、《汉书》而不可得，幸而得之，皆手自书，日夜诵读，惟恐不及。近岁市人转相摹刻诸子百家之书，日传万纸。学者之于书，多且易致如此。其文词学术，当倍筷于昔人，而后生科举之士，皆束书不观，游谈无根，此又何也?

宋代文人长期以来一直批评时人学风不浓，认为当时的学风已远远落后于古时，而苏轼和宋代其他作家的抱怨，在多大程度上应证了这一点是难以断定的，但由此我们确实可以肯定，到了十一世纪后期，书籍已更容易为人所得了。

大约一个世纪后，在朱熹的作品中我们也发现了大量相似的批评。其实，他在《读书法》里所表述的观点并非是对前人读书方法的描述，而是对南宋学生和学者们读书、学习以及记忆方法的批判。例如，朱熹就曾一再强调，只有高声朗读并切实掌握文章的内容，细读才会意义。这样的读书方法尤其有助于人的记忆：“这样，记忆力欠佳者就能很自然地记住文章内容，而缺乏理解能力者亦能够理解原文。”由于一味追求阅读的数量，有许多读者不再高声朗读，因而也无所获益，对于这些读者缺乏耐心的批评由此可见一斑。

在朱熹看来，背诵、记忆、理解和写作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在谈到苏洵时，他指出；

老苏只取孟子、论语、韩子与诸圣人之书，安坐而读之者七八年，后来做出许多文字如此好。他资质固不可及，然亦如此读，只是他读时，便只要模写他言语。做章，若移此心与这样资质去讲究义理，那裹得来!是知书只贵热读，别无方法。

另外一位才华横溢的宋代作家黄庭坚(1045-1105)也有类似的故事。据说黄五岁时即能一字不差地背诵大段的儒家典籍。还有，黄曾买过一本《新唐书》,并仔细研究了宋祁对其的勘正，了解了他的写作过程，黄认为这些都切实提高了他的写作能力。

由朱熹对儒家典籍和《四书》所作的注解和评论看来，他并不反对印刷书籍，但他所指出的那种“滥印”必须被排除在外。朱熹在《读书法》中提出的读书规范，都可看作是避免这种“滥印”的影响，使读者正确地理解并掌握原文的方法。所以，与苏轼相比，周密故事中的洪迈只能算是稍逊一筹了，因为苏轼良好的读书方法，使他能够将更多的知识贮存于自己的记忆中。

如果手写本为读者本人所抄，从掌握原文的角度出发，许多文人自然认为手写本要比印刷本更有价值；但即便手写本为他人所抄，并带有其个人评论，情况也是如此。

李清照(1084-1147)曾提到过公元1126年金人入侵举家南逃时，她曾丢弃了丈夫赵德父收集的印刷书籍而将手写本保留了下来，也正说明了这一点。但在李清照早期的一篇文章中，她回忆了自己快乐的新婚岁月，以及他们夫妇是如何越来越热衷于搜集书籍；

余性偶强记，每饭罢，坐归来堂烹茶，指堆积书史，言某事在某书某卷第几叶第几行，以中否角胜负，为饮茶先后。中即举杯大笑，至茶倾覆怀中，反不得饮而起。甘心老是乡矣。故虽处忧患困穷，而志不屈。收书既成，归来堂起书库大橱，簿甲乙，置书册。如要讲读，即请钥上簿关出。卷帙或少损污，必惩责揩完涂改，不复向时之坦夷也。

当不管因何原因这种与书本知识在感情和智力两方面的密切联系都被切断时，读者就会失去他们对书本原有的热衷。对于这种热衷的失落，宋代文人虽然没有明确表示过担忧，但在面对潮涌而至的印刷书籍却又无力全部拥有之时(即使他们已搜集一些印刷书籍),他们可能已经感觉到它的存在了。

在下面一段话中，朱熹概括了他对正确阅读的观点，以及他对当世许多人的不良阅读习惯所持的否定态度：

近日真读书人少，也缘科举时文之弊也。把书来读，便先立意思，要讨新奇，都不理会他本意着实。讨得新奇，便准拟作时文使，下梢弄得熟，只是这将来使。虽是朝廷甚么大礼，也胡乱信手捻合出来使，不知一撞百碎。

前辈也是读书。某曾见大东莱吕居仁之兄，他于六经叁卷皆通，亲手点注，并用小圈点。注所不足着，并将疏楷书，用朱点。无点昼草。某只见他礼记如此，他经皆如此。诸吕从来富贵，虽有官，多是不复铨，亦得安乐读书。他家这法度是到伯恭打破了。自后既弄时文，少有肯如此读书者。

“东莱长兄”这种全面能动的方法，即不仅运用人的视觉，而且尤其在原文的韵律使之适宜于大声朗读时还运用听觉的方法，已经被不同文化的无数读者以及精神分析研究证实为十分有效。和朱熹所推崇的抄写课文的方法一样，一边抄写，一边标出句读并进行注解，这也是帮助读者记忆原文的有效方法。

然而，由于书籍数量的增加以及官方应试的不可违背的要求，宋代的许多读者发现要遵循朱熹的读书理论，即使不是完全不可能，其难度也是令人望而生畏的。印刷文本的创新，尤其是商业版本的创新，即使不能代表高超的阅读方法，但亦不失为有效。以下谈到的几种应试文学就证明了这一点。

除了基本的课文及参考书目外，其他一些非政府出版的书籍,如由得中的或优秀的举子按照既定的论题书写的应试文章，也有很大需求。进而被广泛称为“时文”的应试文学体裁亦因运而生了。除应试文章外，还有历史、哲学著作的摘要、写作水平提高指南，以及按照不同论题分类的类书，它们中有许多书将考试材料重新组织，使用起来十分便利。最后还有易于夹带入考场的剽窃本和巾箱本，这就形成了这种与应试有关的文学的不甚光彩的一面，即以盈利为目的。

名孙·普(Ming-sunPoon,音译仅供参考)指出，儒家典籍毕竟只有九部，而《四书》的内容又极其有限，以致出版商必须对其进行扩充才能保持并扩大它们的市场。常用的一种扩充方法，即是对文章的主干部分用大篇进行各种诠释。

比如，在当时最大的商业印刷中心——建阳(Jianyang,音译仅供参考，下同),自公元12世纪后半叶以来《纂图互注重言重意周礼》就至少有五个不同的版本(即用五种不同的木版印刷)。实际上，这五种版本中只有一种包含了题目所述的全部内容，而其他版本有的是对原文有所增加，而更多的还是有所删除。有一种版本删去了原文主体部分的标点，却增加了“重主重意”的内容；另外一种版本的示图大大缩小，其制作也十分粗糙；还有一种版本添加了语音注释[采用了唐代学者陆德明(LuDeming,)的标准],但与第一种版本一样，仍不失为精良之作；第五种是微型本，其中大部分插图已经删除。为了打开市场销路，其他儒家典籍的商业版本也都犯了类似的错误。虽然读者可以从这些版本中任选一段并加以句读、背诵或是记忆，但是在这些附加内容，在节省了阅读时间的同时，它们也大大削弱了读者完全按照朱熹《读书法》中所提出的方法去理解课文的权力和能力。

在宋代商业印刷的“类书”中有许多对于应试大有帮助，其中包括祝穆的《新编古今事文类聚》、至少两种商业版本的《类说》、早期小说节选集以及《皇宋事实类苑》(此书为宋代名人的《行传》和《重修事物纪原》的片段精选集)。尽管“类书”的编纂者当初编写这些“类书”时，只是为了用来应试或是其他某个目的，但由于其使用方便，在后来几百年内，有几部“类书”一直被用作读者写作的参考和原始资料，其受欢迎程度经久不衰。

例如，虽然祝穆一再强调《古今事文类聚》是用来培养人的德行的，虽然他在1246年所作的序言中隐约提到自己收集这些诗歌和散文，只是为了弥补自己欠佳的记忆力的不足，但这本书的扩充本(并附有增补集)在明代至少被印刷过五次，这很可能就是因为它能够在其他许多方面给读者以很大的帮助。

在许多商业印刷品中，有很大一部分是作文辅导书，包括短语词典和写作手册。考察一下这些书籍，我们上述的观点也就显而易见了。和许多文学作品集一样，这些书籍也说明了用于出售的印刷文学作品的方方面面。除了上述祝穆的《事文类聚》和《类说》外，另外两本宋代建阳的印刷作品-《唐宋白孔六帖》和《东莱先生分门诗律武库》致力于展示和解释那些作文时可以照搬原文使用或是可经读者修改使用的表达方式。尽管这些书显然只能主要为受过高层次教育的读者所用，出版商对最后一本书所做的宣传还是很有效的：

近得吕氏家塾武库之手抄本。此书乃吟诗作句之良器，可助人运筹帷幄，技压群雄。无意私藏，谨此付印，以飨诸位……(此译文仅供参考)

还有，当时的文人从年轻时代就都开始学习做诗，书籍护封的创作也就采用了这样一种强劲的方法，既从应试文学广告和原文中寻找语句，这样对于为参加考试而练习做诗的人来说，这本书就可能具有特别的吸引力。

许多写作手册不仅收录了精选词语，也提供了示例作文。这些示例作文可以被照搬使用，也可以对其进行改写。它们均于晚宋或元代编纂并被商业出版，从13世纪晚期开始就有好几个版本流行。《新编通用启智截江网》就是其一。这本书不仅提供了一些作文的正确模式和各类公函(如信件、编年史等)写作的范例，也介绍了适用于不同场合的诗句的写作。

宋代通过印刷术记录的信息的大量增加，要求创造出新的管理和组织信息的方法，由此就产生了不同的阅读和记忆的方法。如前所述的同时运用几种感官边阅读边记忆的传统方法，已渐为更快速、也可能是更草率的方法所取代。虽然苦于应试的学生不可能像苏洵那样静坐下来用几年时间背诵文章，但他还得磨砺自己的写作技巧，为了达到这一日的，他就可以阅读并记忆大量的作品节选，或者仅仅是写作手册上的大量短语。应试运用的书面和口头语言的模式、短语的措辞、论证的基础材料，这些都可以用一种奇妙的方法来组成一套用公式，这种方法和口述传统时代诗人们记忆诗歌的方法似乎颇为相似。

三、总结

在仅有口头文化或口头文化占主导地位的社会，个人或整个社会所记得的内容都贮存在个人的记忆中。随着人脑外部记录技术的发展——不管是抄写、印刷还是计算机记录，不但随后产生了记忆更多内容的潜力，而且哪些内容应储存于个人记忆和哪些内容应储存于人脑以外之间的矛盾也接踵而至。

在宋代，随着文人们越来越理解印刷术的运用，面对大量增长的信息，他们就遇到了一个信息管理的问题。尤其在教育的更高层次和整个学术研究过程中，新的阅读、学习、记忆以及将信息转化为个人知识的方法产生了。这与传统推崇的方法颇有区别，后者与其说是一种实际运用的方法，不如说是代表了一种对既往的怀念——在那时人们认为知识是一种更容易达到的目标。